接受我采访的原积水潭医院产科主任李少芬说，胎儿成形的第28周，即应当计入我国人口中，“是一个人了”，应该得到“人”的待遇。但富平县的婴儿们显然没得到。

　　2013年年末的一次电话回访，更是让我脊背发凉——如果命运重新给这些家长一次机会，他们会重新选择吗？答案是，不。

　　重来一次的机会不是我假想的，而是公安机关给的。

　　从去年8月开始，越来越多的家长作出了响应，他们意识到当年被张淑侠以同样的手段骗去了孩子，纷纷向公安机关报案。最终，当地警方部分予以立案并侦查破获。我致电富平县唐凯一家，询问他家的案子进展怎样，答复是没被立案。他说，他们家不准备再继续找孩子了。理由是：据他了解，县里有几户人家的孩子被找回来了，但发现孩子确实有残疾后，就又放弃了。我追问，再放弃以后送到哪里？他说，可能是福利院吧。“但是据说福利院也不愿意收，所以孩子找回来以后也很麻烦，所以他不找了。

　　他还说，还有一些丢了孩子的家长，一听说找回来的孩子确实有残疾或疾病，都纷纷打消了继续报案寻找的念头。唐凯还对我细算了一遍，照顾一个残疾孩子将给一个农村家庭带来多么大的负担。

　　农村的经济状况当然是放弃坚持的原因，另外福利机构所能提供的依托、民政制度上的完善，都有待于继续讨论。否则，这些孩子们作为“人”的价值将继续轻易地湮没在环境压迫之下。

　　如何建立合法的领养渠道

　　至于“放弃”孩子以后送去哪里，我在今年的采访中倒是有一些见闻。

　　在徐州贩婴案里，我看到了家长放弃孩子后送给人贩子的后果。之所以关注这个选题，是因为在之前的消息里看到一句：徐州铁路警方破获一起特大拐卖儿童案，但是在解救出孩子后，家长不愿来认领。

　　前去调查后发现，这些孩子都来自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办案民警说，当地的孩子像被牛羊一样放养着，人贩子抓住机会劝说这些家庭送出了健康的孩子。这些山区里的家庭贫寒之极，年收入只有两三千元，卖一个孩子顶上一家人十年的收入；如果孩子被送回去，他们就得退钱。所以这些父母不愿来徐州接孩子，甚至在民警前去调查时都没有一人肯露面。

　　但像物品一样被父母卖走的孩子们，在东部地区却得到了宝贝般的待遇。同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被拐卖的孩子又很难被当地福利院接收。于是，费力解救出的孩子只能留在收买人的家庭里，而且貌似还是最好的结果，这让办案民警很是困惑。有人说这个案子的启示在于：能不能在不同区域间建立起合法的领养渠道，在制度上理顺这个目前存在的人口困局？

　　我所经历的另一起放弃孩子的选题，是对“弃婴岛”的探访。石家庄市早在两年前引入了这一设施，随后引来了争议：是不是变相鼓励父母弃婴？福利院方面解释了庇护弃婴的初衷。同时我了解到，这些家长们在扔孩子时都如惊弓之鸟般的窘迫，由于道德和法律两方面的压力，弃婴者们常年与工作人员们玩着猫鼠游戏。工作人员感慨，但凡有办法，他们也不愿扔了自己身患残疾的孩子。

　　再又回到富平县医生贩婴案上，怎样才能避免亲生父母割舍骨肉的悲剧再上演？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个启示：国家民政系统能不能给这些先天残疾的儿童家里予以补贴，通过在经济上减轻压力的方式，避免孩子被遗弃后产生种种问题？

　　在石家庄采访的时候我才得知：有缺陷的孩子进入福利院，是再难有机会被收养家庭领走的。我想，和富平县的新生儿、徐州的被拐儿童一样，既然这些孩子们没有选择的权利，那么怎样在制度上引导他们的家人作出更好的选择，可能是我们的社会在未来要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