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下旬，李盾（右）驱车数百公里，走访旬邑黑牛窝。这是五爷安葬的大致地点。70岁的张纯地老人不清楚当年二师的旧事 华商报记者 孙强 摄

　　艰难的寻访与渐渐清晰的岁月

　　李家决心寻找五爷。

　　四爷家宇是那辈存世者中年纪最长的，当年已经71岁。他对64岁的六爷家轴说，咱们已是老年，犹如瓦上霜，不能抱憾而去。

　　李盾说，当时四爷大腿骨折，躺在床上给各方写信探求消息，六爷实地寻访到处跑。李盾如今还保存着数十封信。彭定一在信上提供了几位老同志的姓名、住址，六爷家轴“按图索骥”，往来四川陕西，在新津、成都、西安、汉中、咸阳等地开始了艰难的寻找。

　　他们找到了曾任陕西工学院副院长的王伯慈老人，当年是周维所在新正县第一完小的校长；还找到了曾任西北大学校长、省社科院院长的刘端棻老人，当年他作为习仲勋的助手，创办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周维是这所学校的教师。

　　王伯慈1987年10月致信李家宇，称其为四哥，当年，他与教务主任周维“同吃同住，亲如兄弟，无话不说”。

　　刘端棻老人写下书面文字，回忆周维曾任二师三班的班主任。这份证明材料还加盖了陕西省社科院党委办公室的印章。

　　当年，家载捎信说要去陕北，家里真以为他去了延安。但在老同事的回忆中，李家载并没有到过延安，大致的活动范围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尤其是泾阳、旬邑一带。

　　家载在成都读书时，曾加入地下党领导的新津抗日宣传队，在安吴堡和旬邑受训后，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的多所学校任教。

　　老同事们回忆，家载的川音很浓，学生听不懂，他就学当地人的口音。他很活跃，带着学生排话剧，出墙报。从小就在家门前岷江里游泳的他，带着孩子们玩水。边区见不到大米，也很少吃麦面，家载和学生同吃一锅饭，大多是玉米糊糊。

　　老人们回忆，那时，狼还很多，上下学都是教师轮流去周围村子接送学生。天不亮或者天黑了，走在前面的学生手里就点一截柴火，家载常常是手持木棍走在后面，边走边唱歌。

　　当年在边区办学，条件艰苦不说，还要适应战争环境。关中分区机关常常转移，学校也跟着四处跑，老师带着年纪大点的学生一起走，留下年龄小的学生，白天，带到野外树林上课，夜晚，则由教师和村民站岗放哨。

　　寻访缓慢而不时有突破。在老人们的口述中，五爷家载的形象渐渐清晰浮现。几乎所有人回忆到他时，都满怀惋惜。王伯慈老人“心情十分不安，歉疚和痛苦地回忆起四十多年前……”

　　五爷之死

　　彭定一在《我所知道的周维同志》一文中回忆，他与周维分别于1942年。他去了延安，放下背包，就参加了“抢救运动”。“斗争很激烈，搞人人过关，边区各地也随之展开。”王伯慈回忆说，这场整风运动在1943年进入高潮，“我们从边区外面去的人，差不多都受到了冲击。”五爷正是在这场运动期间死去的。他究竟怎么死的，李家很想搞清楚。

　　1987年10月，家轴在咸阳市人大二楼15号办公室，见到了咸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张维岳。一见面，张维岳就说，你长得很像你五哥啊。

　　张维岳当年是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二班的学生，他听说，当时抢救运动主要是抓特务，结果一个也没抓到。“我那时十四岁，有人让我们承认是三青团，后来都平反了。”

　　张维岳向家轴回忆了批斗周维的场景，还写了一封信，并加盖了中共咸阳市委组织部的公章。他又向家轴介绍了当年与周维一起被批斗的学生。黄河机械厂工会原主席党寿山曾是三班学生，班主任是周维。党寿山回忆，“当时说周维，我，苏仕萍，都是特务，把我们三人都捆了，又批斗又拳头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