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轴也见到了曾任临潼县副县长的苏仕萍老人。她说，“这么多年了，周维教员的问题还没有落实吗，你们家属还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唉，你今天来，我很高兴啊。”她当年被怀疑为特务，捆绑了吊在屋梁上，始终没有胡乱招供。

　　三班学生丁成章回忆，全校都在动员大家坦白问题，“有的组长由于同学没什么交代的，把同学叫爷，逼着人家承认是特务。”

　　2014年7月，李盾从淘宝网上买到一本旧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再结合家人对众多老人的走访追忆，大致勾勒出“抢救运动”中五爷家载被批斗的场景。

　　这本校史第60页“第二节‘抢救运动’”中记述，“同学们你斗我，我斗你，互相猜疑，结果90%以上成了‘反革命’”，而“达到高潮是教员周维同志的死亡”。

　　“在全校举行‘坦白交代’大会上，有同学交代填写过一张表，是班主任周维发的。有人揪住周的领口拉上台要他坦白，还说，大家看！这是个什么鬼！周维一时想不起是什么表，在台上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有人喊了一声，不交代就打！全场骚动，围着周维乱打起来。”

　　苏仕萍回忆，“打了一阵，周维说，‘我不行了，我气短，难过得很，让我坐一下’，就坐到了教室地上。”

　　周维原本有肺结核，还有的说是心脏病，被打当晚吐了血，第二天送医院，几天后就死了。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

　　周维之死很快引起重视，在弄清逼供信真相后，二师“历时三个月的抢救闹剧因此停止”。

　　早在1940年，该校一次师生民主生活大会，就出现过“指责别人多而检查自己少”的现象。时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兼二师校长的习仲勋就此告诫说，“这样的民主大会以后要特别慎重。学生面对面批评教师，这不见得妥当。”“抢救运动”时，习仲勋已调任西北局党校校长。张维岳回忆，学校后来给周维开了追悼会，送了花圈，还写了挽联，上联是“革命未成身先死”，下联“□□□□志犹存”。时隔多年，记不清了。

　　老人们都记得周维被安葬在一个叫黑牛窝的地方。苏仕萍回忆，那是冬天，下了雪，女生们给老师缝了新衬衣、新棉衣。她看见遗体穿着一件淡黄色的毛衣。有人说，这是他从四川带来的，让他穿上吧。埋葬按当地风俗，先挖了洞，才把棺木推进去，“墓地风水好，芦苇根长得把棺木包起来”。

　　当年的学生王世俊老人回忆，“我们学生都去送了葬，当时大家都很奇怪，头天还在抓特务，怎么没几天就开追悼会了。”他记得，二师时任党总支书记涂洛克讲了话，说周维是好同志，是革命的。

　　涂洛克在一份证明材料中，称周维是在康生“抢救失足者”极端错误的指导下，用逼供信的错误办法，是一场残酷斗争”。涂洛克说，“作为党总支书记是有责任的”。他在追悼会上宣布，周维同志不是国民党特务，是一个好党员、好教师。

　　只是当时“批斗没什么个人材料，平反也没做书面结论”。至于周维的党籍及介绍人，已经无人知道。李家希望组织能给个明确的历史结论，却一时不知该找哪里。许多老人说，此事应由组织派人调查落实，才可能有结论。“个人出来走访有什么用呢。”

　　李盾父亲李君彦，是当年西北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植物保护系副教授，通过该校党委，发函寻求帮助。中共咸阳市委组织部1987年10月发出“咸组干函第05号”公函，致函新津县委组织部。1988年1月，新津县党史办回函称，“我们研究认为，李家载是新津的进步青年、好党员，他的去世是不幸的。由于他的党组织关系不曾在新津，不属我县党史征集范围。”

　　李家后人寻亲的步伐仍在持续。尽管四爷、六爷，李盾的父亲，以及当年接受李家寻访的老人们，都已先后谢世。

　　2014年7月下旬，李盾驱车数百公里，走访了泾阳安吴堡，以及旬邑的陕北公学分校旧址看花宫、马家堡革命旧址、马栏革命旧址和二师旧址黑牛窝。这是李家人第一次到访五爷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地方。

　　李盾在看花宫陕北公学分校旧址纪念馆，看到了当年在此就读的田家英、卓琳的照片，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等多个纪念馆的展板上都发现了“周维”的名字，“校长：习仲勋；副校长：刘端棻；教务干事：周维”。他激动地喊：“找到了，终于找到了……”

　　7月29日，中共旬邑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晓军向李盾表示，将征集调查周维同志的史料，适时刊登在《旬邑党史通讯》上，“给逝者一个公正的说法”。李盾保存着五爷20岁时的一张照片：地主袍哥的儿子李家载、后来的革命者周维，仍是高中时代略带稚气的样子：留着那个时代的短发，穿一件深色带领子的短袖衫，眉清目秀，直视远方。那是全面抗战爆发的第二年，或许就是拍下这张相片后不久，他就和全国数万知识青年一样，为抗日救国奔赴陕北，“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这首《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唱的就是当年的情形。

　　深夜无眠，李盾继续研读着新近淘得的资料，他在字里行间发现了一句话——当年，五爷确实给学生们发过一张表，他死后，有人回忆起来，“那实际上是一张困难学生补助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