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

　　误会是别人的权利

　　南都周刊：约你的采访花了很长时间，你在刻意躲避什么？

　　于丹：私底下我从来不是一个爱聊天的人，语言是我职业化的工具，我一站在台上，你会觉得我的状态特好，可是对于我个人来讲，文字比语言更值得信任。我一个人会选择写日记，我不喜欢微博。小的时候没有人跟我聊天，一直到上初中我都是一天到晚说不了一两句话的孩子。在应酬的时候出于礼貌，可以跟大家都很好，但仅仅是出于礼貌而已。你说的躲避，我就是在躲避这种太热闹的东西。老子说：“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这是人一种特别美好的状态。你如果成天和我在一起，你也几乎不会看见我接电话和打电话，我就是多复杂的事儿都用短信，我宁可写字都不打电话，已经到了一个字都不想说的地步。从心里说，我是个好老师，因为我上课时特别用心，很有激情地给人家讲，但我下了课会不想吃饭，因为太过投入，我在很多时间里是不想说话的。

　　南都周刊：哪怕有机会纠正别人对你的不好的认识？

　　于丹：某种意义上，我对一个深刻展示我内心的采访不是非常渴望。因为我觉得这目的是什么呢，你让大家觉得你特别好么？其实你好是你自己生活的一种愿望，你带着就行了，不用给大家看。你想去纠正大家的误会么？误会是别人的权利。有人说，于丹就是一个讲《论语》的老师，我觉得OK，中国文化如果需要一个人以通俗方式讲，别人认为我是这个符号，那我就这么样讲。有人说她只是会传播，她根本就不懂研究，我觉得OK，因为我确实不是研究者，我就是一个传播者。有人觉得于丹就是一个没什么后劲的女人，她干完这些也就歇了，我觉得很OK，因为我孩子那么小，我确实是个女人，我就是不愿意那么努力。我觉得每个人看我，你哪怕说他盲人摸象，但是摸到腿的，摸到尾巴的，摸到肚子的，他一定都是摸到你的一部分，他没摸到别人吧。那你为什么非要很费劲地说，我这头大象什么样子，我一定要向世界证明么？

　　南都周刊：和电视课程相比，你更加推崇自己的诗词鉴赏课，但恰恰是在诗词课上，我看到很多学生不专心和睡觉。

　　于丹：我上这个诗词课呢，其实我不需要每个人在这个课上全神贯注听到一个什么样子。这门课来过大量的在北师大进修的老师和社会上的人，他们听得最专心。你不能因为有孩子不专心，你就对这个课失望。你知道我一直在想怎么样让自己对当今社会保持不失望，我觉得课堂上是我失望最少的地方。因为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我不仅仅是一个校园内的老师。如果我只生活在校园内，我看到课上一个学生不专心，我就有可能会挺生气的哈，但是我看到的失望的地方比这儿要多得太多太多了。

　　南都周刊：你说现在电视的收视人群是“两低一高”，低收入、低学历、高龄，那通过电视看你讲《论语》的人也是这样的受众了？

　　于丹：在地坛书市演讲的时候，前面席地坐着、老叫好的那几个人，我觉得他们的知识水平一定不高，但是你看他们特别喜欢听。我觉得中国的文化哪怕让看热闹的人喜欢，都是有价值的，就是让他看个热闹我也要讲。那些教育和文化上已经达到高阶层的人，他们会有自己获得知识的渠道，但是没有那么高阶层的人呢，你让他以什么方式去接触中国古典文化，总要有人去做这个事儿吧。我1989年毕业，去丰台柳村，在那里先前所有的经验系统全被颠覆。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印刷厂，听厂里的工人说话，男男女女开的那些玩笑，瞠目结舌，这个经验对我太陌生了。1989年到1991年在柳村的经历决定了我后来讲述的方式，他们给我的改变不亚于我上了一次博士。

　　南都周刊：我曾经以为你是不会开微博的人。

　　于丹：（长叹气）微博我是、我应该是根本不开的。

　　南都周刊：架不住他们软磨硬泡？

　　于丹：不是，这个事儿说起来挺无奈的，市委宣传部实名制，直接给你搁上去。

编辑：赵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