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做报告

胡耀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做报告

　　陕西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的《1965：耀邦早春行》一书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尘封往事：时任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于文革前一年，在安康8天跑了7个县，在当时极左氛围中公开宣讲他的新政观点，诸如“解放思想”、“政令公开”等。

　　研究者评价说，胡耀邦的安康讲话以及在陕西的百日主政，是“1965年在陕西小试锋芒，1978年后在全国大见成效”。近日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准说，这就是改革开放的英雄榜、光荣榜。

　　在这部电视剧中，作为改革开放一位重要领导人和推动者，胡耀邦的形象渐渐鲜活起来。

　　而在陕西，近期出版的《1965：耀邦早春行》，更是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尘封往事：时任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于文革前一年，在安康8天跑了7个县，在当时极左氛围中公开宣讲他的新政观点，诸如“解放思想”、“政令公开”等。

　　研究者评价说，胡耀邦的安康讲话以及在陕西的百日主政，是“1965年在陕西小试锋芒，1978年后在全国大见成效”。

　　1965年安康8天7县的“超前试验”

　　华商报记者孙强

　　做新闻工作近30年，李大斌大多数时间都是安康日报社一名记者、编辑。他没有想到，有一天能“采访”大人物胡耀邦的故事，还以此写出了厚厚一本书《1965：耀邦早春行》。

　　他也没有想到，当他用20多年时间，终于把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梳理清楚，却不经意地看到了这位大人物的一条思想脉络——在1965年极左路线的重灾区安康，胡耀邦进行了一次“超前改革试验”。人们耳熟能详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观点、提法，都能从胡耀邦在安康8天7县的行程中找到些许渊源和端倪。

　　“生产搞不好，还有什么大好形势！”

　　寻访到数十名当事人，查了很多原始档案、文史资料和县志，李大斌确认胡耀邦安康之行是1965年2月6日至14日。这位刚刚上任的省委书记跑得很快：6日在宁陕县，7日在石泉县，8日在汉阴县，当天又到旬阳县，9日、10日在白河县，11日到平利县，12日、13日在安康县，8天跑了7个县。第9天的2月14日，离开安康。

　　时年胡耀邦49岁身兼数职：西北局第三书记、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其后任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同时保留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原职。

　　这是胡耀邦第一次主政一个省的工作。当时陕西的情况复杂。2005年出版的《胡耀邦传》记载，“这里十分强调‘彭、高、习反党集团流毒很深’，‘土改和镇反很不彻底’”，“阶级斗争格外激烈”。仅1964年，就有6000余名干部、群众被视为敌对分子抓捕，长安、延安、西乡三县在批斗中发生自杀430起，死亡364人。

　　而百姓生活更为困苦。八百里秦川沃土，陕西人却吃不饱。粮食单产全国最低，比西藏都少。家家户户不够吃，吃红苕，“把嘴都吃歪了。”李大斌当时十来岁，亲眼见过粮店门口挂块牌子，上写“毛主席语录：红苕很好吃，我很爱吃。”老百姓想要卖几个鸡蛋、卖几捆柴火，都算“投机倒把”，算是“剥削收入”。仅西安一地，一度打击了9500多名“投机倒把分子”。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胡耀邦主政川北时，他就提出“发展生产是第一位的”。面对陕西的复杂形势和落后面貌，他要发声说话了。

　　2014年8月8日。西安止园饭店。“耀邦早春行”出版座谈会上，79岁的陕西省原常务副省长徐山林回忆当年。徐山林当时在省委农村工作部社教办工作，多次听过胡耀邦讲话。他说：“耀邦同志心敞口直，了解实情，敢说真话，他的讲话常常就像一块石头撂到死水潭中，让大家都很兴奋。”

　　李大斌在采访中听到过很多令他激动的话，比如胡耀邦在平利干部大会上讲：“我们社会主义革命根本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发展生产力！生产搞不好，有什么大好形势！如果粮食不多，猪不多，棉花不多，油不多，还叫什么大好形势？”

　　这段话如今看来波澜不惊，当时却属惊人之语。那时，全国“以阶级斗争为纲”，陕西的政治空气是“阶级斗争无时不有时时有，无处不有处处有，无事不有事事有”。而胡耀邦公开讲生产落后、农民生活苦，以及“社教”运动过火，不仅需要洞察力，更需要政治勇气。

　　“让人吃饱，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这是第一要务”

　　胡耀邦讲话，是在实地调查后做出的判断。当年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要求干部如实反映基层情况，要“冲口而出”。

　　离开省会调查研究的第一站，胡耀邦选在安康。此前的1965年1月，省民政厅的一份报告称，安康专区断粮人口达3.6万多人，紫阳、安康、汉阴三县还发生了因生活困难自杀、病饿死事件11起12人。

　　1965年2月6日，大年初五，他乘车去安康。当时西安到安康，没有铁路，只能翻秦岭，走210、316国道。

　　时年31岁的郭步越是随行者之一，他是速记员。2014年8月，西安建国四巷一栋普通楼房，80高龄的郭步越向华商报记者回忆当时的情景。“耀邦和我们6个人，两辆吉普车。有时我跟他坐同一辆。”

　　车过宁陕广货街，胡耀邦发现一排房子空着，一问，才知道是“大跃进”时大炼钢铁遗留的。又过旬阳坝，山上岩洞里竟然住着人。胡耀邦发火了，“太不像话了，世界上竟有这等荒唐事！我们是共产党，是为老百姓的，为啥把房子空着，让老百姓住山洞！什么叫群众观点？什么叫阶级路线？我们共产党人做这样的蠢事，不痛心吗？”

　　在旬阳，听说当地的土产龙须草，没有批准手续不能就近运往湖北，只能“倒流”翻越秦岭到西安。对这种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行为，胡耀邦又发了脾气，“自己封锁，祸国殃民。这是蠢！死官僚！搞社会主义连方向都不明确。不想到国家、百姓，只想做官当老爷，哪里做事这样荒唐！”

　　郭步越说，耀邦就像一团火，凡是接触他的人，无不受到感染，永远难忘。

　　邓小平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评价胡耀邦：“有主见，不盲从”，认为他是有思想的实干家。从1964年11月底来到1965年6月下旬离开，胡耀邦主政陕西共两百多天，大会小会讲的都是先把生产搞上去，让人吃饱，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这是第一要务。

　　胡耀邦向国务院申请减轻1965年陕西粮食征购任务，由17亿斤减为14亿斤。他说：“让农民缓过气来，过几年赶上去了，会给国家更大贡献。”周总理同意了，还拨款给陕西建了几个化肥厂。

　　减少的3亿斤征购粮指标，胡耀邦层层分配到各地、县、区，直至公社、大队、生产队。这对穷困至极的农民来说，真是雪中送炭。他在石泉县告诉干部：减了大家高兴，今天晚上可以睡好觉了吧。“不要就松劲了，减任务不是为了睡觉，减也是为了加油干。”

　　“你们左，我有点儿右。我是宽中有严，严中有宽。”

　　在安康调研的8天时间里，一上车，郭步越大多是打盹。白天，胡耀邦每到一地召集大会小会，他都要速记——用速记符号快速记下来，再连夜整理出来。郭步越干了一辈子速记，至今提笔就能写出“胡耀邦”几个字的速记符号。但他记忆更深的，是胡耀邦当年说的那些“大胆”的真话。

　　2014年8月29日。安康市档案馆。华商报记者翻阅厚厚一摞卷宗，其中有本120多页的“胡耀邦同志在安康、汉阴、石泉、宁陕、旬阳、白河、平利等县干部会上的讲话报告”。快50年了，纸页脆黄，铅印的字迹依然清晰。

　　如果不了解当年极左思潮弥漫的社会氛围，就不好理解胡耀邦当时的讲话，为何会带来那么大的震动。当时搞“社教”，人人论家庭成分，贫下中农查“三代”(父辈、祖辈、太祖辈)、“五夫”(姐夫、妹夫、姨父、姑父、舅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