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兴教寺申遗以及“拆迁”的争论，至今仍在持续。昨日，西安市申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对外声明，新建的禅堂将予以保留，但新建的兴慈楼、方丈楼、斋堂、僧舍等，由于建筑体量、密度过大，与兴教寺塔环境风貌不相协调，将在西纬村重新选址、规划。

　　而据中国广播网消息称，兴教寺已将退出申遗的报告递交西安市长安区文物部门。西安兴教寺住持宽池法师说：“我们对申遗一向是支持的，在不拆除寺庙房屋的情况下我们全力以赴支持申遗。可现在为了申遗拆除寺内建筑，我们当下都没有地方住，没有地方吃，我们怎么申遗。”

　　一位家喻户晓、传颂千年的玄奘法师埋骨之地，一座历经风雨巍峨屹立千年的古刹，如今在“申遗”的名义下，处境尴尬。国家宗教事务局新闻发言人昨晚就此事做出回应，“要求陕西省宗教局实地调查了解情况，协调当地有关部门听取包括佛教界在内的各方意见，依照相关法规和政策规定妥善处理。”

　　如何处理尚不明晰，但兴教寺风波本身，却一定能给予西安这样一座古城以启示：那就是在“发展”的脉动中，如何保护众多的历史文化遗存，而不至于在发展经济的热潮中，进退失据，甚至背上“以保护之名行破坏之实”的骂名。目前，根据政府提供的兴教寺保护方案，原先生活在寺庙里的僧侣日后将与他们信仰寄存与守护的载体分离，重新在寺庙之外选址，这让与佛祖日夜相伴的僧侣，要过上另外一种生活。而从兴教寺的历史沿革来看，无论是在何年代，它的第一属性是宗教活动场所，第二属性才可能是文物保护。于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便产生了，“僧寺分离”之后的兴教寺，还是不是延续着宗教香火、作为信众精神圣地的寺院？

　　关于兴教寺的拆迁和保护，政府部门解释的理由依据有二：其一，从美学的角度，僧侣住宿、斋堂等建筑，破坏了原本主塔的美观；其二，拆除的建筑均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建筑，这些都是当初没有的，不在申遗的范围之内，可以拆除。

　　在这样的逻辑下，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申遗的“美学”与作为寺庙千年从未更改的宗教生活，二者之间孰轻孰重？寺庙“美学”的标准是什么？文物的保护是否要以破坏原先的寺庙生态为代价？目前来看，只要不是直接损伤文物，僧侣的住宿、斋堂，作为寺庙自然生成的建筑，都应是寺庙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当代所建、非主塔同期建筑的理由去拆迁，也并不符合世界遗产公约中“保护第一，合理利用”的准则。如今来看，在兴教寺拆迁背后，所有的工作都在围绕兴教寺塔的申遗工程而进行，而未顾及寺庙作为宗教场所最本初的属性。这是兴教寺拆迁讨论绕不开的问题。而审视兴教寺拆迁的另外一个维度则是，申遗，不要忘记我们因何而出发。

　　所有的文化古迹，都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件，而是寄托着人们诸多情感、记忆与乡愁，甚至是信仰的文化空间。于是，文化遗产的保护内涵，不仅仅是遗产物件的保护，更是遗产所依托的文脉的保护。没有文化的遗产只是一个文化孤岛，就像兴教寺那样可能会成为一个没有僧侣的寺庙。

　　明确“纯粹的历史保护、文化保护工程”是世界遗产设立的初衷。如何对待遗产，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也代表着一个国家对待历史和未来的态度。如何保护遗产，则体现着这个国家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

　　正如学者冯骥才所说的那样，“申遗”也只是保护的开始，不是开发，不是创造，更不是打造。甚至，冯骥才建议应把申遗改为“审遗”，审查这些遗产保护得好不好，而不能把变味的、粗制滥造的东西留给子孙后代。但是，当下普遍的现象是，“申遗”几乎等同于发展旅游经济，在经济先行的政绩思路下，保护遗产古迹只不过是“申遗”的副产品。

　　从这个角度出发，很多人担心，拆迁之后的兴教寺，是否重蹈其他修旧如新的覆辙。虽然这尚不可知，但一座千年古刹，如果只剩下孤零零的兴教寺塔，那么它作为遗产原先的文化土壤被改变，从此之后它的意义不再是本身和本来的文化意义与价值传承。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