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橄榄型社会”

　　治理理念渐次明晰

　　“任何企业，无论民营还是国企，都不会主动将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捐献出去。只不过与所在地村民及政府搞不好，首先是正常生产无法维持，其次企业要发展必须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才有可能从政府职能部门得到赖以长期生存的土地、矿产等资源。”陕西一国企领导道出企业“扶贫济困”的深层原因。

　　法治周末记者调查了解到，西部地区特别是资源型经济地区，目前尚无一个较为成熟的地区性政策，着眼于从利益协调层面去探索化解基层矿群纠纷。

　　“矿群纠纷，在表现形式上，大多都是矿产资源型企业所在地的群众多以水源枯竭、环境污染、房屋裂缝为由阻挡企业，而企业则以正常生产受到影响为由，导致双方发生纠纷，少数甚至以非理性方式直接发生对抗。但大多数企业家能积极主动化解，比如日前在北京出资1亿元设立慈善基金的刘彪，就曾以修建8000多万元的慈善别墅为搬迁条件，既改善了群众的居住条件，又换来了煤矿开采所需的村民旧居地下的丰富煤炭资源。而在陕南，陕西有色集团与刘彪的慈善搬迁，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陕西一名熟悉资源开采的业内人士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陕西能源资源开发，已经引发贫富差距两极分化，而由贫富不均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日渐显现。地方政府在无法律法规可循的情况下，动能源大户奶酪分发给弱势群体，完全是明智之举。”陕西资深律师武广涛如此认为。

　　法治周末记者同时注意到，在2012年《社会管理蓝皮书》的发布会上，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朱颖慧表示，“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污染向大多数人扩散”的趋势正在愈演愈烈。她认为，收入差距和占有财富的不平衡，正在将我国定型为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而中间阶层的缺失，正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

　　而经济学家赵海均提出了“橄榄型”社会的社会结构理念。他认为健全的社会形态应当类似一个橄榄：位居两头的极富极贫者都很少，中间阶层却很庞大，使得从最贫到最富之间有一个充分的过渡，社会成员有不断上升的“盼头”，有助于缓解贫富差距造成的对立情绪和其他相关社会问题。

　　“地方政府在利用行政乃至财税手段引导资源型企业济贫的同时，更应该将之上升到分配制度改革的高度，探索从机制、制度层面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毕竟行政手段不具有强制约束力。”武广涛同时认为。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一名官员认为：“我国目前尚无专门适用资源开发特别是煤矿开采对当地群众进行补偿的一个法规，而地方也未出现类似的条例。全国人大几年前就开始调研，但因各地资源开发条件千差万别，到目前尚未形成共识。不过，我国尚处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加之各地资源开发千差万别，出台广泛适用的专门用以协调矿群利益的法律法规目前几无可能；另一方面，具体到陕西，无论是陕北的民营企业，还是上述三大地方国有企业，都是依托能源资源快速发展壮大的，企业以非市场化手段拿到极为廉价的能源资源，在能源需求极为旺盛的市场中赚取了巨额暴利，理应将资源红利向社会回馈。”

　　上述官员同时认为：“社会转型时期，执法部门在无可适用法规来规范相关阶层的权利与义务的情况下，社会管理更需要执政者创建较为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以行政手段来协调各阶层的不同利益。某种意义上讲，陕西以社会公平为出发点，广试劝富济贫，既为企业发展创造了好的外围环境，也让弱势群体得到实惠，体现出理论界倡导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治理理念。”

　　据记者了解，2004年以来，我国有关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消息几乎年年不断，但总是“只闻楼梯声，不见人下来”。对于“难产”的原因，相关专家指出，主要是在于它牵涉到了各种利益的博弈，包括垄断利益群体和资源利益群体。陕西“资源型利益协调机制”的探索试行，在已经形成仍需加大改革共识的今天，无疑是“破冰之旅”。

编辑：陈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