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没有办法超乎自己的年龄

　　南都周刊：2007年你在《面对面》节目里说，那年的3月以后你不做一场签售，以后也永远不做签售。当时很多人在批判你，你好像还明显还带着情绪。

　　于丹：我在那之后又出了几本书，每本书我只在出书的时候做一次现场签售，不做别的签售，这个我一直坚持。那时我说的拒绝签售是什么，你知道《<论语>心得》一出 ，我在全国各地做过多少场签售么，每个大城市。确实是大家很热情，但是也很牵扯精力。我后来就跟所有的出版社讲好，我只做一场。另外我说远离商业，其实我到现在接受邀请，去哪里讲课，一定有一个前提跟人家讲好，不卖票，这个东西卖票是说不过去的。现在我为人处世的态度比那个时候要平和多了，但内心并没有改变。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就是庄子里的一句话，庄子说一个人要做到“外化内不化”。从那时候到现在，我的外化会多少好一点，一是我自己的修为，二是社会对我的磨砺。但是我估计我50岁的时候会更好一点，到60岁会再好一点，人就是没有办法超乎自己的年龄。

　　南都周刊：你也在做一些商业演讲。

　　于丹：我做演讲一部分是那种市民大讲堂，各地宣传部举办的，好几万人那种。还有一种，各个省委、部委、市委，他们做的中心组的学习。再有各个学校、医院的演讲，占了一大部分。还有各种收容所、管教所，这种我讲得也挺多的。另外有一种给我报酬的，会有一些公司的内部培训，像中国移动给他们VIP客户讲课，还有像招商银行，这个刚刚做完，25年庆的高管培训。我最喜欢的场子还是学校。

　　南都周刊：从幕后转到幕前的这几年，有没有专业的公司帮你做整体的形象设计和包装？

　　于丹：从来没有。我是独生女，从小习惯于自己拿主意，特别独往独来，我逛街就喜欢一个人逛，买衣服也不想听别人意见，我自己很清楚我要什么。你没见过我穿很波西米亚的长裙吧，我要么穿短裙要么穿长裤。都不需要闺密跟我一起逛街，就更不需要别人来设计我。包括上节目，老有节目组拿来稿子说你确认一下什么的，我说那就别确认了，我说的肯定不是这个。我为什么说我任性，从服装到生活方式，我都不会让背后有人策划我的生活。

　　南都周刊：你说你是做传播而不是做研究的，可不可以这样说，你知道大众喜欢怎样的信息，你不是最懂《论语》的，但却是懂《论语》的人中最懂电视的。

　　于丹：看什么叫做懂，角度不同。研究《论语》一定是在一个全知视角上，从历史脉络研究，有丰富的史料佐证，这是一种内涵式的研究。而我是站在一个文化缺失的时代，我去用当下语境激活在当下可以应用的那些文化基因，我是一种外延的拓展，更多的是我个人的读书笔记，完全不是那种全知视角上的研究。视角的不同、内涵和外延的区别，才是我们真正的差别。

　　你喊于丹下课，我请你来上课

　　南都周刊：在全知的角度上你尊崇哪些研究者？

　　于丹：我从小看的是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我还很佩服钱逊先生，国学大师钱穆的公子。受启发很大的是李泽厚的《论语今读》。我的所有讲庄子的东西，都本乎陈鼓应的注本，叫《庄子今注今译》。我能给你说出十几个名字来，这些人是我发自内心很钦佩的，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人是汤一介先生，我觉得如果你要写这些人，汤先生一定要写，汤先生是汤用彤先生的公子。那我觉得你还要写上杜维明，杜维明很重要，新儒学的代表人物。那当然还有很多。我可以讲得很通俗，但是我得去读大家的书，会去找他们求教。我特别感动这些老人对我的托付，我在他们面前是最没资格说话的，人家是不止一代的毕生精力，都是何等的泰斗，而恰恰他们对我没有那种吹毛求疵和挑剔，说你怎么不对。他们以一种极大的关爱、包容，去鼓励我，说中国现在需要做这件事，他们会拿出书来给我，你知道我特别感动的其实是这些人，以至于在他们面前很理性地从头到尾求教都做不到，经常眼泪流得哗哗的。

　　南都周刊：你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从没有人提出你有地方讲得不对？

　　于丹：那当然以人家的学养，我自己就会先说我哪儿是不确定的，我去求教。但是他们的那种鼓励，你知道就是江河不拒细流，高山不拒一泥土。

　　南都周刊：你是不是觉得，只要能启迪心智，给人正向力量，那说的还是不是非常严谨和正确的那个《论语》，已经不重要了？

　　于丹：《论语》有两个思想体系的支撑，一个是关于政治的，秩序感；一个是君子的修身养性，个人的修养。我其实是有意识地只取它的第二条线索，就是我们作用于个人内心的当下解读，还能激活什么。我把他第一个系统全放弃了，因为那个东西呢，你要是做研究，就是你说的严谨与正确，是不能够扔掉那块儿的，但那块儿对当下的中国老百姓确实没太大用。我做的解读，从时间上是当下语境，从空间上是国际化。什么叫正确呢，我认为是在当下合适不合适。假如中国没有经过20世纪一整个世纪的断层，那我也不会用这么简陋的方式去讲解。

　　南都周刊：社会上有很多学者对你讲的《论语》和庄子都提出过自己的指正，你看到之后，有没有过一次，发现真的是自己讲错？

　　于丹：那很多，哪里是一次，很多地方会觉得说，哎哟，他这么说是对的，或者说，啊哦，我看的这个版本确实不是这么讲的，但人家那么讲似乎更有道理，很多次啊。

　　南都周刊：真的？

　　于丹：那当然了。

　　南都周刊：可怎么从没听你这样回应？

　　于丹：这就是，有很多人呢，听我讲东西，他总是喜欢夸张放大对立的部分，你知道么。我为什么说你要跟我接触久了才会了解我呢，其实你不会觉得我的性格很有攻击性，对吧，我会认真地想，人家说的是对的。你想想我跟这些老爷子都保持着这么密切的交往，那我怎么可能说排斥学术界对我的提点呢。人家说你什么地方应该怎么讲，凡是这么跟我提的人，很多我都会跟人家通一个电话，寄一套我的书，说你继续指点我，我下回有什么问题再求教。

　　南都周刊：直接承认自己有讲错的地方？

　　于丹：那当然，当然，那当然。

　　南都周刊：现在也这样？

　　于丹：一直到现在啊，因为《趣品人生》后面也还是有人在跟我讲啊，我就赶紧跟人家道歉。包括这次诗词，也有，说你哪个地方讲得不对的，不对我就赶紧谢人家啊。所以你想，我就是这么一个去读别人的人，从《论语》到诗词什么的，但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学术上多严谨的人，因为我不是一个去研究这个的人嘛。我对别人给我纠错这件事情只有感恩，因为你占用的是中央电视台的平台，你占用的是国家资源，有那么多小孩子在听，就因为他们喜欢，你不能说我本乎性情我不严谨就是应该的，你占用了国家频道的资源你就应该严谨。

　　南都周刊：那些写书批判你的人，像十博士啊等等这些，你有和他们沟通说自己确实错了？

　　于丹：看什么样的人，我要看他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如果就事论事，来跟我说，你哪一个地方讲错了，我手里版本是什么，这种我就会认真去吸纳。但你要大喊着于丹下课，那我就想说，请他们一起来上课，因为我觉得这个民族现在需要上的课更多一点。

编辑：赵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