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抹掉的记录

　　这一切都是真的。直到走上看守所的车，没人再给他戴上手铐，他的内心才隐约感受到：“这次是真的出来了”。

　　当车从罗源直接开往福州，他的心情此起彼伏，外面的城市和风景，完全变了。此前，他在被押往法院的路途上，曾数次想偷看几眼两旁的景色，刚扭过头就被法警们扳回来了。

　　这次几名随行法警很平和，一路陪他聊天，安抚他养好身体，别多想，等待最后结果，并且希望“交个朋友”。

　　此刻，他的家人也在焦急等待。

　　中午，当吴昌龙回到家里，在小区的院子里见到苍老的父亲时，他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父子俩抱头痛哭了十多分钟，陪同前往的几名法警站在一旁，见此情景也眼眶湿润。

　　十二年来，吴昌龙的案子积累了20多本卷宗，这起冤案前后共有数十名律师介入辩护，历经福州中院、福建高院反复两次审判。

　　26岁入狱、38岁归来，这一刻等待的时间太过于漫长了。

　　为了迎接这一刻的到来，付出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父亲作为一家之主，他像女儿吴华英一样，不再像以前那样畏惧权力，成为一名上访者；母亲是基督徒，每天除了给狱中的儿子哀伤地祷告外，她经常在福清的街头给路人发放宣传单，举牌喊冤；妹妹吴华玉在日本开了一个店铺，她成为整个家庭的经济支柱，此外但凡有空余时间，她都会到日本街头和闹市的地方去喊冤。

　　而为此付出的最大牺牲还是吴华英。她的生活原来也很简单，她原打算在吴昌龙去香港定居后，她就去日本，投奔已经在日本出嫁定居的妹妹。

　　为了给弟弟伸冤，吴华英完全从一个“弱女子”变成了一个职业访民。

　　她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去省政府拦省领导的车，拉横幅了，她说：“我估计拦省委书记的车有二十几次吧。”

　　十二年来，她明明知道会被以各种方式遣送回来，她还是要去北京上访，因为怕花钱，她舍不得买卧铺票，每次只买硬座票，坐三十几个小时到北京。

　　到北京后，她舍不得住宾馆，通常只舍得花几十元住在条件很差的招待所。她尽量保持一个女人应有的尊严，无论经费再怎么紧张，她宁愿在吃饭上面少花钱，也一定要选有洗澡的招待所住下来。她不希望在相关政府人员面前留下的形象是一个蓬头垢面的上访者。

　　在北京，她见过很多更加凄惨的上访者，每到见到那些人，她的内心都会涌现出一股悲凉的感觉，她总是会想“我今后估计也是这个样子吧”。

　　这十二年，她运用互联网社区、论坛、博客、传单、横幅、行为艺术、微博等各种方式，希望社会和媒体传播自己的声音，同时希望能获得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

　　福清纪委爆炸案和吴昌龙的故事也曾引起过一些媒体的注意，但均没有影响案件本身。新华社福州分社记者许一鸣据陈科云的受刑写了内参《如此刑讯逼供怎能保证办案准确》，送给了福建省有关领导，但无人理睬。

　　在这个过程中，吴华英也经常陷入到一种望不到边的恐惧当中。她每年数次到北京上访，但有一次她去信访局查询上访记录时，显示却只有“两次”。

　　“这就是说，我经历了千辛万苦的上访记录，被他们很轻易地抹掉了。”吴华英说。

　　这十二年，吴昌龙在狱中的日子更是难熬，在看守所里，他每天早晨六点始，至少要干十二个小时左右的“苦力”。十二年下来，他的手指已经扭曲变形，直不起来，大拇指已经裂开。

　　看守所的饭菜质量极其差，没有任何油水。没几个月，很多人身体都垮了。吴昌龙一直告诫自己要活着，并且劝说那些想自杀的人，他每天坚持锻炼，“晚上一躺上床就睡着了，没有时间去想自己的事情了。”

　　现在，吴昌龙正在学习着如何与陌生的世界建立起了联系，他开始使用微信、微博，开始关心那些和他有着同样命运的人。

　　“如今当务之急是给她弟弟看病。”吴华英说。

　　现在吴昌龙最害怕回首看守所岁月，他说：“每次回忆都会让我重新进一次监狱。”

　　现在他的两只手会经常莫名地出汗，好像刚从水里出来一样，肉体的折磨，疾病的摧残和精神的痛苦，这是狱中生活给他留下的“后遗症”。

　　回到家里，他常喜欢一个人坐在自己房间，意志消沉，或者喜欢不停地忙碌，莫名烦躁让他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事情上，无力摆脱。没有医生会治疗这种病，只能通过自我疗伤来完成，重新回归生活，可能是他接下来的人生“炼狱”。

　　虽然吴昌龙被宣判无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生活彻底走向了自由。

　　据吴华英说，为了监控他们家人的一举一动，当地有关部门在他们楼下安装了七个监控镜头，而当福建省最高院宣布无罪后，当地有关部门又新安装了两监控镜头。

　　“难道我真的已经走出监狱了吗？”吴昌龙问。

编辑：赵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