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文化中，不光有日常琐碎的细节禁忌，还有对天与地、风与雨、山川河流的敬仰……在旧时，一些政治家就利用人们对天地的敬畏，将天意与民意联结起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意自我民意”，并通过自然灾异现象来警示帝王，权力的神圣性与责任感，就通过对天地的信仰维系在一起。过年时的种种礼俗与禁忌，实际上就是对这种文化的重申与加强。

　　封建时代，祭祀天地是由皇家所垄断，民间社会只能祭祀与生活有关的“小神”，让小神去天上通大神，譬如小年祭灶神，是让灶王爷吃香的喝辣的，年夜升天见天上玉皇大帝时，就会替自己家美言降福。不仅要祭神，还要驱魔，燃放鞭炮源于古代的燃烧竹筒，用以驱逐恶魔厉鬼。不少曾经的过年仪式，如今逐渐淡化了原义，在生活中被艺术化，成了传统文化的符号，留存在民族的记忆里。

　　在民间，过年的禁忌是“十里不同俗”，如果细究的话，都包含着一些朴素的观念在里面。比如有些地方正月禁止砍伐树木，不可捣毁鸟巢、掏取鸟蛋，不可杀害幼虫，以及未出生的或刚出生的动物，还有过年这一月不可动土、不可修建城郭。这些体现的都是传统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意识。我们的祖先明白“天人合一”，对自然的保护其实是对人类自身的保护，也就是现在时髦说法中的“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如信仰一般的过年礼仪，正慢慢卸载了其神圣价值，一些祭祀活动已经由一些民间表演活动所替代。我们也不再敬畏天地，民间的宗祠已越来越少，只有一些对先人的纪念活动，却不再是礼教行为，而仅仅是一份基于传统形式的纪念行为。

　　如果没有“年”，乡愁何所依

　　过年成了一种顽强的存在。当我们被一个没有明确解释的缘由驱动着去踏上归乡之路时，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说春节就是中国人最大的信仰或许有失偏颇，但春节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所体现出的强大力量，确实和其他信仰的驱动力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看重过年，也就是看重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是对传统的传承与延续。曾经有一位国外汉学家说“中国人只要还在意过春节和家庭团聚，中国文化就仍然根基牢固”。

　　春节所承载的习俗，当然也不全是精华，可能还有不少属于糟粕。于是，近现代以来，为了改变曾经的积贫积弱，甚至从国家的层面推动废除近年这种风俗的努力，结果却无功而返。1928年5月7日，中华民国内政部呈国民政府，要求“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1930年，政府重申：“移置废历新年休假日期及各种礼仪点缀娱乐等于国历新年。”甚至乡间售卖历本的小贩，亦一并捉去拘役，一时间人心惶惶。不过这种做法，一二年后即消失，人们照旧过自己的春节，当局也无可奈何。1934年，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阴历，要求“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

　　于是这个流传数千年的中国人最看重的节日就这样顽强地延续下来。有人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春节，认为人们之所以把过年看得如此重要，主要的原因是，回家过年，可以滋养对生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快节奏多变化的社会，人们更需要这样的感觉，来给自己一个确切的定位，并在这种感受中康复受伤的心灵。这看起来是颇有几分道理的，但又好像不全是。

　　我们必须承认，包饺子、贴春联、祭祖、吃年夜饭、拜年、发红包等一系列习俗，是镶嵌在中华民族潜意识中的文化元素，无论走到哪里，身居何处，这些奇妙而有魔力的元素都将我们连接在一起，永远都不可替代。

　　我们也必须承认，很多习俗的改变是对社会发展的适应，但不能在形式变化的同时，把习俗中的文化元素和心理需要也同时置换掉了。

　　传统中国人追求在天地间安身立命，如何通过春节找寻国家与民间社会的精神寄托与信仰，是在我们提出文化复兴的今天可以思考的话题。如果缺乏了人们因年节而派生出来，对天地的信仰与敬畏，对过年这种人格化的崇敬，那么我们的灵魂里还有什么呢？我们作为中国人的标志是不是因此而弱化？我们的乡愁又何所归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