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胡耀邦与邓小平

　　胡耀邦却在安康说：“家庭出身无法选择。我们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包括政治局委员，他们几十年前，都是地富家庭的子女，他们和家庭划清了界限，出来搞革命。所以前途是可以选择的，不要唯成分论。”同时代表省委提出“三个暂停”：暂停捕人、暂停“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暂停“面上夺权”，纠正过火的“社教”运动。

　　每到安康一县，胡耀邦都要“办案”，尤其是问被抓起来的干部、群众的生活作风问题，特别是“男女关系”。胡耀邦说，“查什么男女关系？男女本来就是有关系嘛。领导干部道德败坏的，影响党的威信，必须严查。社员、工人中的男女关系，一般不查。”

　　多年的斗争哲学，宁左勿右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惯性思维。胡耀邦在石泉干部大会上说，“你们左，我有点儿右，是不是。我的意思是，犯错误的人，只要承认了，要给出路。宽中有严，严中有宽。”他还学了一句安康方言，说，让犯错误的干部回去好好劳动，表现好了今后还可以入党嘛，不要让他“球伙”(安康方言，完蛋)了。

　　胡耀邦强调的是“解放思想、解放人”。“什么是好干部呀？把生产领导好，增了产了，就叫好干部。”这与改革开放后，他的思想观点一脉相承。胡耀邦还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不要学习只言片语，不能样样突出政治。党组织和领导人要听反对的话。提倡政令公开，反对神秘化。”

　　“不怕，你就说省上胡耀邦让卖的”

　　2014年8月30日。安康。87岁的张子美老人回忆耀邦：“个头不高，说话带笑，乍一看，不像个威严的大领导。”74岁的张培祥老人当年是安康县广播站的录音员，胡耀邦当时在安康“三干会”讲话时，他做了录音，也近距离目睹了耀邦的风采：“讲话没有空词，虽然是一口湖南话，但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胡耀邦那时总是穿着一件半新半旧的黑粗呢大衣，衣角还有一大块补丁。李大斌还寻访到一个有趣的细节：胡耀邦到平利县，随行的秘书夹着胡耀邦的大衣，先跨进会议室，人们以为胡书记来了，都站起来鼓掌。秘书直摆手，让不要鼓掌。大家以为是胡耀邦谦虚呢，越发鼓起掌来。秘书赶紧退出门外，等着胡耀邦进来。

　　胡耀邦开干部大会，一见有人掏笔记本，就说，不要记，又要听又要记，你不嫌麻烦啊。大家就都笑了。

　　在白河开会，胡耀邦不坐主席台，而是让大家把桌子摆成圆形，一起随便谈。听众越来越多，后排人看不见，胡耀邦索性起身站在凳子上讲。在安康县，他请忠义公社新民大队支书朱文孝也到台上，一人拿一个话筒，一问一答，一起解剖“麻雀”，省委书记来分析一个小队的生产，让大家耳目一新。

　　在宁陕，一天清晨，要吃早饭却找不到胡耀邦。原来他起了个大早，沿着长安河，一路走到关口下街。见一农妇提着竹篮，篮里几把小葱，用半块布盖着。胡耀邦问，你卖得啥？村妇赶紧答，我不卖，我是送人的。胡耀邦知道这是托词，说，你多种一些菜，城镇居民也要吃菜嘛。村妇看着这人和气，说，不敢卖，发现了，晚上队里要批斗哩。胡耀邦给村妇壮胆：“不怕，你就说省上胡耀邦让卖的。”

　　走到县人武部门前，见一老人背了捆柴火，问，柴是怎么卖啊。老人见他不像买柴的，半晌不语。胡耀邦就与老人家攀谈，问家住哪、几口人，又说，给你家里和邻居说，街上缺柴，多背些柴上街来卖，共产党允许农民进城卖柴。老人高兴了，说，我们卖把柴，是想买点儿盐。

　　“我虽然个子小，体重轻，但骨头还是硬的”

　　类似的故事，李大斌采访到了不下数十个。当时大家都喊胡耀邦是“胡青天”。

　　李大斌觉得，这是老百姓最质朴的感情，胡耀邦待人平等，没有什么派头。在旬阳蜀河有次吃午饭，两桌人安排在两个地方，胡耀邦说，摆在大案子上一起吃嘛，“乘船都在一起，吃饭咋不可以在一起呢？”于是，省委书记与划船的船夫围在一起吃了顿饭。

　　这些情景，郭步越、李大斌等人都津津乐道。胡耀邦在陕西只待了二百多天。1965年2月13日晚，是胡耀邦在安康待的最后一晚，他口述，郭步越记录，写就了一份三千余字的《电话通讯》，核心是放宽政策，搞活经济。

　　郭步越记得，胡耀邦签字时是“1965年2月14日凌晨二时”。这份指导生产的“通讯”以省委名义发往各地，并报中央和西北局。三天后，胡耀邦被批判，说他否定社教成绩，可能引起翻案风。

　　有人问：胡耀邦提出一手抓粮食生产，一手抓多种经营，那么哪只手抓阶级斗争呢。

　　多次写检查通不过，胡耀邦压力很大，一度得了大脑蛛网膜炎，危及生命。有天他与郭步越谈，说这是逼他承认犯了右倾错误，“这是万万不能承认的，我虽然个子小，体重轻，但骨头还是硬的。”

　　1965年6月，叶剑英元帅偕张爱萍将军来西安，把胡耀邦接回北京。张爱萍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耀邦瘦了，陕西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