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和善的副局长

　　府谷县司法局一位前领导这样评价刘利荣：“是个好后生，但啥也干不了。读的书太少，司法局是业务部门，说白了，他就是个‘关系户’。”当地某律师说，刘属于那种很和善的“副局长”，不怎么爱讲话，也没架子

　　在新民镇给镇长当了三年多司机后，2008年，刘利荣从镇政府司机转为新民镇司法所助理调解员。

　　在行政体制关系上，镇一级的司法所一般是县级司法局的派驻公务员单位，也是镇政府的一个部门，其主要职能是调解民事矛盾纠纷、宣传和管理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俗称“普法”。刘利荣是如何从司机这一“临时工”身份转为国家编制人员？在“谈司法局色变”的府谷县，记者采访多日也未能找到答案。

　　按照当地一匿名人士的说法，2007年底2008年初，府谷县司法局面向全社会招考了数名工作人员，其中有公务员编制，也有事业单位编制。刘利荣应该是搭的这趟车。

　　从领导司机变身为司法调解员，刘利荣的“升迁”并未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新民镇一干部后来分析说，当年正是新民镇全民“淘金”和财富大聚变的高峰时期，人人都想着如何赚钱，加之刘利荣去的是一个清水衙门，有办法的人把子女转干“变身”在当地并不少见，大家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新民镇桃峁村罗姓村民回忆说，大约在2009年夏天，他和村里人因宅基地的纠纷到镇司法办寻求解决，当时正在办公室看报纸的刘利荣还主动给他们倒水让座。

　　他问刘利荣：娃娃有出息了，还是吃公家饭好！刘利荣嘿嘿一笑说，好是好，就是不自由！

　　在镇司法所任职一年后，刘利荣回到府谷县司法局机关，正式任职府谷县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

　　对于刘的这次违规、违程序任职，府谷县官方解释是，“两次组织部门‘把关不严’”：第一次是2007年10月。府谷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张明晓上报刘利荣的材料时，未对刘的学历资料认真审核，导致伪造学历进入本人档案；第二次是2009年8月。在刘担任该县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时，干部考察组把关不严，没有认真审核档案，错误认定刘利荣的大专学历有效，干部身份明确。

　　两次把关不严的相关负责人这次也受了处分：张明晓被免去人社局工改办副主任职务，调离人社系统，并予行政警告。当年负责考核的丁彦彪免去其老高川党委书记职务，并予党内严重警告。丁此前在组织部工作。

　　府谷县官方还查证，刘利荣的专科学历证和档案均是花钱从西安购买。记者在府谷县采访时，司法局系统许多人都称，在“局长门”爆发前，许多人都只是听过刘利荣的名字，很少有人和其直接打过交道。“他平时来单位的机会不是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单位，具体工作不多，管理本来就很松散。”

　　府谷县司法局一位前领导这样评价刘利荣：“是个好后生，但啥也干不了。读的书太少，司法局是业务部门，说白了，他就是个‘关系户’。”曾和刘利荣在一张桌子上吃过饭的当地某律师回忆说，刘利荣属于那种很和善的“副局长”，不怎么爱讲话，也没架子。

　　和许多官员相比，刘利荣确实很低调。查阅相关资料，仅有的内容为“2011年6月1日，府谷县司法局副局长刘利荣被授予陕西省‘五五’普法先进个人”。

　　潜规则的牺牲品？

　　中国的现实遭遇也让许多有钱人深深体会到：再有钱的人，在有权有势（体制内官员）的人面前还是低人一等。“在中国，在财富和权力之间，财富永远是附属。所谓有钱有势，有钱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势。这个势就是当官掌权，这是几千年遗留的官本位思想，也是一定程度上当今的社会现实”

　　记者连日的调查发现，“局长门”事件在府谷并非孤立的个案，不过是大众意见积累日久后的一次爆发而已。

　　当地退休官员告诉记者说，2010年，府谷县推行一项新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凡45周岁以上、自愿提前离岗到重点企业（重大项目）、村组（社区）挂职的科级领导干部，退休之前每月可享1000元~1500元的岗位补贴。

　　这次新制度推行中，先后有226名干部提交“自愿”申请，但也有提前离岗干部有意见，认为是“被自愿”。

　　也就是在这次被官方称为“为优秀年轻干部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的改革后，李瑞华和“煤二代”刘利荣得到提升。李和刘的提拔本来是程序中的事，但由于两人履历和档案本身存在瑕疵，于是“被自愿”的干部开始联名反映、上网发帖。

　　“以前我们这儿很穷的时候，没几个人知道，如今有钱了，稍不留神就会被全国关注！”当地宣传部的一位官员抱怨说。

　　在亿万富豪超2000人的府谷，官商出于各自目的，互相借力在所难免，近年来官场几乎就没平静过。

　　比如2008年6月，中共府谷县委组织部发文聘任高乃则等4人为县政府县长助理，聘任张继平等3人为县政府县长经济顾问。被聘用的7人，均系当地的民营企业家，其中6人为“煤老板”。煤老板当县长助理一事在2009年经媒体报道后产生极大争议，官方随后免去聘任的四名县长助理。

　　在当地民间和官场口碑尚可的刘利荣因假学历、假档案遭免职，当地舆论认为其背后是当地煤炭业和官场利益勾兑的结果。

　　记者采访发现，尽管刘利荣在“局长门”事件最终以一个悲剧者的身份出局，但刘家因乐善好施在当地乃至整个陕北仍享有很高声誉。甚至很多人对刘利荣“犯错”很宽容：现在谁不想当官，刘家后生想当官没啥错，当了两年官也没干过啥坏事，“假文凭又不是他一个，只不过他运气不好被抓住了”。

　　长期观察该现象的榆林知名作家姬晓东认为，刘利荣“违规”当官或许有家族背景的因素，但更多的反思应该来自当下的人事体制和社会生态。

　　“煤炭资源产业的暴利，让许多往日土得掉渣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为扬眉吐气的大老板，但这些人在内心深处依旧对官员存在敬畏之心。这种敬畏或因为官员的‘势’，或因为对自身未来的担忧。一夜暴富，并不等于这些大老板也能一夜从心里变成富豪的品位和生活状态，内心深处他们很多人还是彻彻底底的农民，求安稳求保险。于是在为子女职业选择上，会一致倾向‘铁饭碗’。首选就是政府职员、公检法司，以及那些有执法权的‘大盖帽’单位。”

　　此外，中国的现实遭遇也让许多有钱人深深体会到：再有钱的人，在有权有势（体制内官员）的人面前还是低人一等。所以许多人有钱后都会想办法或给自己找个政治身份，或让子女进入体制，“在中国，在财富和权力之间，财富永远是附属。所谓有钱有势，有钱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势。这个势就是当官掌权，这是几千年遗留的官本位思想，也是一定程度上当今的社会现实”。

　　“这是长期形成的社会潜规则，是一种被扭曲的人性。在这个意义上，刘利荣们也是这种潜规则的牺牲品”，姬晓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