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23时，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义堂镇一间破旧的出租房里，七八名操着四川口音的男女正围坐在昏暗的灯光下赌博。旁边肮脏无比的床上，几名大小不一的婴儿被胡乱地丢在上面，哭个不停。

　　院子外面，十余名民警悄然围拢。

　　“人贩子就在里面，上！”

　　行动命令下达后仅仅几分钟，这伙人就被警方全部控制。

　　这是公安部统一指挥山东、河北等15省区市公安机关同步集中抓捕、解救行动中，《法制日报》记者亲历的一幕。

　　“经过高压严打，目前拐卖犯罪多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盗窃、抢夺、拐骗儿童案件发案率大幅降低，但是贩卖婴儿犯罪仍然屡打不绝、时有发生，这将是今后一段时间打击的重中之重。”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7月5日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收运护卖“一条龙”

　　邵中元，1969年生，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山城镇中水峪村人，涉嫌组织拐卖100余名儿童。此人反侦查意识极强，此前警方多次抓捕未果，被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通缉，在此次行动中终于落网。

　　据其交代，自2010年7月起，他和犯罪嫌疑人苏令银先后从云南澜沧购买婴儿，乘长途汽车将婴儿送到京福高速公路服务区，然后将婴儿接回自己家中先由妻子张霞照料，再卖给临沂、枣庄、济宁等地的买主。

　　“在一次次交易中，贩婴团伙逐渐形成了严密的组织和固定的模式。”

　　枣庄市公安局副政委孙晋利表示，贩卖婴儿多为家族性团伙犯罪，团伙成员多系亲属关系。如邵中元一案中，邵中元和张霞系夫妻，苏令银系二人表舅；下线中转者也多为邵中元的直系、旁系亲属。

　　“他们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收、运、护、卖‘一条龙’。”孙晋利说，有人充当“线人”，负责搜集信息、上下沟通；有人充当“说客”，负责做买方的思想工作，和买卖双方讨价还价；有人充当“车夫”，提供交通工具运送孩子；有人充当“保姆”，负责照看护理孩子；有人充当“掩护”，在运送途中掩人耳目、逃避打击；甚至有人充当“父母”，冒充孩子的监护人，打消收买孩子一方的疑虑。

　　在枣庄市看守所，邵中元告诉记者，为了躲避公安机关盘查，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上线、下线之间单线联系，交易多在高速公路服务区进行，自备交通工具等等。

　　贩婴来钱易来钱快

　　卖一个孩子究竟能挣多少钱？

　　犯罪嫌疑人苏令银的回答是：“不一定。”他告诉记者，在他们的行话里，男孩叫“大号”，女孩叫“小号”，通常情况下男孩比女孩能多卖两万元。

　　另外，一个婴儿从买来到被卖掉，有的需要倒两三次甚至五六次手，这个过程会经过层层加价，中间环节越多，“二道贩子”的平均利润就会薄一些。

　　邵中元和苏令银从云南购买一名婴儿的平均价格是1万元左右，最终向买主开出的价格则为女婴3万元，男婴5万元。除去路费等花销，即便按照最保守估计，人贩子最终能从每名婴儿身上挣到1万余元，100个婴儿就是100多万元。对于人贩子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邵中元向记者坦言，之所以干起了贩婴营生，就是因为“觉得这样挣钱快，而且挣得容易”。“每卖一个孩子，俺就跟俺媳妇说，找本子记上，最后好和苏令银算账。”

　　但是对于两年里自己究竟从卖的这100个婴儿身上赚到了多少钱，邵中元却推说“不清楚”，但他交代：“出事前，我知道的钱存在两张卡里，每张卡各10万元，还有我买车花了6万元，也是卖小孩的钱。”

　　陈士渠说，投入少、获利大让这些人贩子自上而下拧成了完整的利益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