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九初至

　　血荒先行

　　血荒，正不分血型、不分时间、不分地点，持续地威胁中国。

　　卫生部统计显示，自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以下简称“献血法”)实施以来，我国无偿献血占临床用血的比例已从1998年的5%左右，上升到目前的99%。2011年，无偿献血者人数已达1232万。

　　然而，无偿献血量的增长远远赶不上医疗服务量的增长水平。尤其是近几年，我国临床用血需求量正在以10%至15%的速度快速增长，临床血液需求的快速增长是血液供应紧张的重要原因。我国人口献血率仅为0.9%，远低于世界高收入国家的4.54%和中等收入国家的1.01%。

　　在这场供求的博弈中，需求方无疑占了上风。

　　2010年10月，血荒席卷全国。全国大面积凸显的用血告急，再次引发公众关注。

　　在云南省昆明市，被认为达到了10年来最严重的程度——90%以上的输血手术被迫停止，有的医院储血量甚至不够一次手术使用。不少医院接到了限血令“省着点用”， 患者“互助献血，自谋生路”。

　　2012年，34岁的陈志云在北京遭遇交通事故，5个小时的开颅手术，一半时间竟在“等血”。4000毫升的急救用血，前后分两次才从北京市血液中心调齐。

　　这让陈志云的妻子很后怕：“为什么急救用血都变得无法保障？”

　　2012年6月7日，沈阳市盛京医院医生戴朝六无奈地宣布“今日血荒，本科室大手术全停”。这是他从医20余年来第一次碰到手术被迫终止的情况。

　　每年夏冬两季，随着学生放假和农民工大量返乡，献血者减少引发献血淡季。“季节性血荒”已成常态。

　　自1月份以来，云南省玉溪市遭遇10年来最严重的血荒；吉林省长春市血液库存持续紧缺；广西自治区来宾市血站的各种血型库存量都已迫近警戒线……

　　卫生部称：“过去说供血紧张是指某一血型紧缺或者季节性供血紧张，现在这一缺口有扩大的趋势。”

　　“血荒”，已经从年头蔓延到了年尾。

　　制度叩问

　　确显贫血

　　立法15年，无偿献血已成风尚。然而，无偿的血液，补贴却厚此薄彼。

　　在山东省某高校的流动献血车前，曾发生过这样的对话。

　　“献血，去不去？”

　　“就一包奶，不去。”

　　这“一包奶”，指的是一包伊利优酸乳。除了献血证，这是当时对献血者唯一的补贴。

　　而当时，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却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场景。

　　一位来自天津市的高校学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为了照顾班里同学的情绪，作为班长的他只能高风亮节，放弃献血。因为200毫升的健康血液不仅能换来一箱纯牛奶，还能为他们在评优的资格上增添砝码。

　　而王志则透露说，曾替上海某街道员工献血的他，最后拿到了800元现金的“营养费”。

　　一位网友称，自己曾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献过一次血，拿到了两张饭票和200元钱。

　　相同意义的健康血液却因补贴不同，而被贴上了不同的价格标签。这对于普通人而言，确实很难释怀。

　　1978年前，我国医疗临床用血主要通过个供血支撑，因此，“卖血”成为不少穷苦家庭谋生的主要途径之一。供血人员大量频繁抽血，血液质量不断下降，不法分子趁机组织卖血队伍，血液疾病传播肆虐。

　　之后，各地相继开展义务献血活动。为完成献血指标，有的单位以高额补贴或长休假等形式予以刺激；完不成献血指标的单位，就出钱雇人临时冒名顶替，形成变相卖血。

　　为了最大程度地保障血液质量，1998年，献血法首次将“无偿献血制度”写入法律，这也成为了我国献血的基本制度。献血法第六条规定，对献血者，除发给无偿献血证书，有关单位可以给予适当补贴。‘适当补贴’原则上界定为少量、必要的误餐、交通费等费用，不是必须补贴”。然而，“可以”和“适当”中所包含的弹性，难免会挫伤不少献血者的积极性。

　　2012年年初，全国人大代表王天佑就曾建言，应辅之适度的物质鼓励。

　　“对于献血者应该给予适当的资金补贴。这种补助应该是象征性的鼓励，应该与非义务献血区别开来，并需要建立运行机制来保障和维护献血者的利益。”

　　补贴不均——这一最切身的利益，诱发了不少献血者对“无偿献血、有偿用血”的信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