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对“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的若干解析
第五，人口变动是经济社会变动的重要参数。人口学研究对研究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经验教训有借鉴作用。如果与社会经济制度及安全环境联系起来，安徽的情况也会对人们有所启迪。例如据《安徽省志》（黄山书社2005年12月版）记载：清咸丰二年（1852），安徽人口为3765万人，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安徽人口为2786万人，几乎近1个世纪，人口不但没有增长，还减少979万人。这与当时战争和灾荒频繁有直接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安徽人口增长很快，到1959年仅10年时间，全省人口就增加到3426万人。“三年困难时期”虽然人口大量减少，但由于党和政府纠正了“左”的错误，饿死人现象很快停止下来，外流人口陆续返回，到1963年即基本恢复过来，随后又进入人口快速增长时期，到了70年代又实行计划生育。这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整和纠错的能力是很强的。如果一些研究只是没完没了地一味向人们描述饿死人的惨痛景象，甚至无根据地加以夸大，这除了激发和加深人们的痛苦回忆和愤恨情绪外，其他还会有什么正能量呢？至于西方某些敌对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极力鼓噪“毛泽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险恶用心则更值得警惕了。
（作者系安徽行政学院退休职工）
【链接】
2013年8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评论”版刊发了江苏师范大学孙经先教授的文章《“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该文提出，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营养性死亡”现象，作者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营养性死亡”人数进行了估算，估计出这一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
2013年9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评论”版再次刊发孙经先教授的文章《“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该文指出，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这一重大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起了极大作用。该文逐一查证和分析了《墓碑》中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确认其中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是虚假的。
编辑：王秋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