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审大会上，儿子看到我哭得腿都软了
华商报：你们不是一开始是打算无罪辩护的吗？后来为什么变成了轻罪辩护？
尚爱云：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懂法律。在法庭上，人家也不让律师多说话，啥也没辩护出来，他们好像说我儿子认罪态度好、是少数民族、年轻，请求轻判。
华商报：你儿子一审被判死刑，你还能回忆起当时的心情吗？
尚爱云：我当时就感觉天崩地裂了，我说你们审错了。但法庭不让我们说话。我还记得宣判后法官问我儿子还上不上诉，他说“上”。那个字说得好干脆，我到现在都忘不掉。我从中院出来之后，他们把我儿子带走了，我就追，就跑，就喊。
华商报：1996年6月5日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你们到庭了吗？
尚爱云：我们都不知道二审是哪天判的，没有开庭。我们到现在就只有一份中院判决书、一份高院裁定书。
华商报：5天后，你的儿子就被执行死刑了，你有想到会这么快执行吗？
尚爱云：我没想到这么快，按照法律程序走的话是不可能这么快的。6月10日上午，他们开公审大会。在那之前，我和老头去了看守所，那天枪决4个人，都是年纪轻轻的，我看到儿子坐在警车上，我跟警察说，第一个是我儿子，我过去跟他说两句话，他们不让我去，我儿子看到我了，低着头泪流满面不停地哭。
警察带着我儿子他们去公审大会，我们搭了个车在后面追。到了现场，人特别多，楼上楼下坐得满满的。人家不让进人了。我给警察说里面有我儿子，让我看一眼吧，那个警察就给我放进去了。进去之后，正好看到我儿子从楼梯滚下来了，我就清楚地看见我儿子了，我往过走但是被警察拦住了。我儿子那时候也看到我了，一个劲儿地哭，他哭得腿都软了，站也站不住，后来他就把头扭过去了，啥话也没说。
枪决的时候，地方特远，执行死刑的人都拉到那儿。我和他爸没去，我俩已经软得站也站不起来了。
2005年真凶出现后，我们才开始上访
华商报：儿子被执行死刑后，家里有什么变化？
尚爱云：家里变化大了。我和老头都是第一毛纺厂的，当时我气得身体不好。厂里挺同情我俩的，给我办了个内退。老头子气得成天都睡不着觉，3年前还得了肿瘤。老大当时在毛纺厂上班，他的压力也特别大，当时的报道满天飞，别人指指点点的。
老三那时候上初中，本来学习很好，但二哥出事之后他就变得不爱说话了，他说他不想去学校念书了，因为同学们歧视他，说他哥是杀人犯，老师也白眼相待。
老三那时候硬着头皮去上学，大片大片地掉头发，头发几乎都掉光了。去看病，医生说他压力太大了，看病之后头发长出来了，后来他读了职业高中，现在在外面打零工。
华商报：孩子被执行死刑之后，你都做了哪些努力？
尚爱云：孩子死之后，我们一直没跑过。那时候所有人都不相信我们，我们没法跑，儿子已经死了，还跑啥？没有意义了，谁能相信你呢？直到2005年真凶出现，我们才开始去上访。
华商报：听说你们那时候一直关注新闻，还抱着洗清冤屈的愿望吗？
尚爱云：我家老头天天买报纸，看新闻，只要听说哪里杀了人了，我们两个就想打听打听，看能不能找到我儿子案子的真凶。
“把案子翻过来还我儿子清白”
华商报：2005年10月，一个叫赵志红的人因连续犯下命案落网，他交代毛纺厂公厕内的女子是其奸杀的。这个新闻你们当时关注到了吗？
尚爱云：我们第一时间没看到新闻，真凶是10月23日逮住的，10月30日，真凶来案发地点毛纺厂这边指认现场。那时候老头因为胆结石手术住院了，住了一个礼拜。回来后院子里的人都说，你的小孩被冤枉了。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建厂50多年来就只发生过那一起案子。
华商报：2005年到现在已经9年了，这9年来你们都经历了什么？
尚爱云：知道赵志红落网后，老头子不顾刚做手术身体虚弱，就跟我一起去找中院、高院、检察院、公安厅、市公安局。我们两人开始上访，从2005年10月到现在，我们奔波了整整9年了。这个上访路真的很艰难，我真不明白，真凶落网了，明明白白的事情，却让我走了9年的上访路。我们两个月去一趟北京，有的时候老头身体不好，我就一个人去。当地有人看着我们，不让我们去北京，我们都是偷偷跑。用我俩的身份证，在北京住旅馆住不了，我们只好去租地下室住。
华商报：你们还看了十八届四中全会发布的依法治国的公报？
尚爱云：四中全会开之前，我俩就知道法律要改革了。这次四中全会公报强调对冤假错案要一查到底、终身追责，希望这对我儿子的案子能有一个促进作用，让我儿子的案子早点水落石出。
华商报：你们打算申请国家赔偿吗？
尚爱云：这个我还没想过，我只希望能尽快地给我儿子把案子翻过来，还给我儿子清白，还给我们公正，让我们堂堂正正地做人。我们祖孙三代都在毛纺厂，我儿子的事情让我们全家人都抬不起头来。我们真的拖不起了。
与呼格吉勒图一起报案的工友讲述事件对自己的影响——
当时很多人指责交友不慎我就辞职了
>>对话人物
闫峰，37岁，呼格吉勒图当年的同事，也是一起目睹案发现场并报案的工友，出事后已辞职，在外打零工
华商报：你和呼格吉勒图当年是很好的朋友吗？
闫峰：是的，我们俩关系挺好的，我俩是同岁，他比我小6天，又是同一天进的卷烟厂，我们都在二车间当掐烟工。就是拿手把生产出来的香烟掐住，放在一个容器里，挂在车上。1996年那时候我们已经进厂一年多了。
华商报：能说说1996年4月9日案发当天的情况吗？
闫峰：那天我俩一起值夜班，是从下午3点半上到晚上12点。晚饭的时候，我俩一起去饭馆吃的，喝了点酒。吃完饭到了工厂门口，因为厂里规定，上班时间不能喝酒，我就叫他去帮我买泡泡糖，然后我回车间，他就出去了。中间间隔了多长时间我不记得了，他回来后跟我说出事了，拽着我就走，我还以为要去打架呢。然后我就跟他去了一趟毛纺厂宿舍的公厕。他说刚才自己回家取钥匙的路上，听到女厕所里有人在喊，里面肯定出事了。
华商报：你们在厕所看到了什么？
闫峰：我觉得进女厕所不合适，就说别看了，但他坚持要进去看看。然后我在前面，他跟在我后面进去了。进去之后，我们用打火机照了一下，看到一个女的裸露着下身仰躺在厕所的矮墙上。
华商报：之后他又坚持要报案？
闫峰：是的，我们看到那一幕后就跑了出去，跑出小巷后，呼格吉勒图说要报案，我劝他不要多事。但因为他坚持，我们还是到巷口不远处的治安岗亭报了案。当晚10点多，警察来到车间把我俩都带走讯问。
华商报：你曾经告诉呼格吉勒图的家人说听到他在审讯时喊叫了？
闫峰：是的，我们俩应该是在隔壁屋，我听见他很痛苦的喊叫声，还有桌椅移动的声音。第二天早上我就看到他被铐在暖气上。
华商报：后来你跟他家里有联系吗？
闫峰：没有，后来知道他的消息的时候，已经是两个月之后了，我从电视上看到，他已经被执行死刑了。
华商报：能说说你眼中的他是什么样的吗，你相信他会做那种事情吗？
闫峰：我也没法说，当年岁数太小，社会经验也少，当时公安局是那么说的，我也没有别的想法。
华商报：这么多年来，这个事情对你个人有影响吗？
闫峰：就是工作丢了，我们家很多亲戚都在卷烟厂上班，他们都说看看你都处了一个什么朋友。我当时在厂里也没法干了，就辞职了。
华商报：多年后，你再回忆起来，你怎么看这件事？
闫峰：没想到当年是那么回事。当时我们都太幼稚了，如果不去厕所看，不去报警，可能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我当时劝了他好几回，但他都不听。这么多年了，我倒无所谓，就是希望法律能还他一个公道吧。
编辑：陈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