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为了追随一个城市户口，许多人付出了一生的精力。当一种身份、福利和未来被附着在一张纸片上的时候，这其中被人为割裂开来的差别，从一出生就烙在了不同的个体身上。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与户籍捆绑。此后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和规定，将户口与劳动用工、住房、教育、社会福利等公民的权益直接挂钩，由于身份的不同而被设定的不同未来，导致了许多家庭的悲喜命运。
户口故事：被户口捆绑的身份
1958年，被视为中国人口管理制度的一个分水岭。 这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户籍管理条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较完善的户口管理制度。该条例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从此，中国步入了一个漫长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
50后：户籍差异人生不同
谈起50年代农业户口对其人生造成的影响，付玉玲大多数时候都强调的是工作问题，就因为这个身份，她的前半辈子只能在家务农，只能待在农村。
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因“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年近60的付玉玲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农村，尽管其父亲是印刷厂的职工，属于非农户口，但根据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婴儿在出生后一个月内须申报出生登记，并随母落户，因而母亲农业户口的性质也决定了付玉玲的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
一纸户口，造就了付玉玲的经历与命运。1957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城市“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农业社和农村中的机关、团体也不得私自介绍农民到城市和工矿区找工作。”甚至规定“招用临时工必须尽量在当地城市中招用，不足的时候，才可以从农村中招用。”
中学毕业以后，同学中的“非农业户口”可以拥有招工资格，而付玉玲唯一的选择就是返乡。“人家居民户口就招工，你农村户口就别想”，付玉玲用一口地道的关中口音说。
返乡回家后，付玉玲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也正是因为结婚，她错过了一个拥有正式工作的机会。“那时候我妹刚从学校出来，正好赶上接我父亲的班。而我刚结婚，错过机会了。结婚以后就出不来了……”付玉玲如是说。谈话中她的眼睛总是注视着远方，与记者少有眼神交汇，似乎在努力回忆着什么。从侧脸看去，她的表情并不多，只有那双文过的眉毛显得异常抢眼，散发着上世纪80、90年代的流行气息。
付玉玲在家排行老四，除了妹妹外，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家里面唯一有正式工作的就是妹妹，当年接上父亲的班在印刷厂工作，一直到退休。付玉玲的丈夫也是农业户口，年轻时曾当过兵，但回来以后并没有被安排工作。谈起50年代农业户口对其人生造成的影响，她大多数时候都强调的是工作问题，就因为这个身份，她的前半辈子只能在家务农，只能待在农村。
如今付玉玲在西安市的吴家坟公交站牌当志愿者，绿色的志愿者服，红色的帽子，再配上手中红色的小旗，这使得她和她的同事在人群中的辨识度很高。在这里，付玉玲每月可以领到1000块钱的工资，上班时间是上午七时至九时半，下午五时到七时半，每周日可以休一天的假。这份工作她已经干了将近两年，如今马上年满六十，根据规定，她不能再在这里工作了。“人家跟我说了，60岁就不让干了，我再干上几个月就走了”，付玉玲说。
同为50后，李玉的人生经历则与付玉玲大为不同。坐拥城镇户口的李玉，17岁便参加了工作，在西安市某电力部门工作了一辈子，直至退休。“我当时初中还没毕业，上了两年零两个月，单位在我上一届的学生中招工，名额没用完，于是就在我们70届中挑选了一些人去补充这个名额，我就很快很顺利地进单位了。”虽然已是花甲之年，李玉看起来却非常显年轻，烫卷的短发让整个人都很精神。61岁的李玉目前退休在家，和爱人帮儿子儿媳照顾6岁的孙子，安然地享受天伦之乐。
同样的年龄，同样的经历，只是因为户籍的不同，却走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
编辑：程培虎
